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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目前通用的什剎海西岸、后海，鼓樓等三輪車路線為主要參考。這里是北京市劃出的25個文化區中最大的一個，極有典型意義。
(開場白)
女士們、先生們：咱們今天下午的活動內容是逛胡同和參觀四合院。胡同和四合院是歷史上北京城的有機體，是組成社會的細胞，是老北京人休養生息、繁衍掙扎的地方，是北京城歷史演進的的有力見證。我們想真正地了解北京人的生活，就得鉆胡同，串四合院。
為了使大家游覽中增加情趣，現在利用乘車的時間，向大家介紹一些有關胡同和四合院的知識。
(導游員可利用適當的時間，向客人們總述或分段介紹下面的內容)
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千萬不可小看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更不能把它們看成是僅供人們棲身住宿的地方，如果聽我稍加講解，就可發現，原來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蘊藏著如此豐富的中華文化內涵!我先介紹一些有關“胡同”的知識。
(胡同一詞的由來)
北京城內的胡同與繁華的大街比起來，確實有些不起眼，但是據專家們考證，明朝就有人對胡同進行研究了，至今已有了五六百年的研究史。胡同的寫法明朝與現在不同，是將“胡同”二字，分別夾在“行”字的中間，如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出版的《京師五城坊巷蘙集》中的“蘙”二字，就是典型的早期文獻證明。明朝人對這種寫法非常得意，說胡和同是“胡人大同”的意思，從表面上看具有“少數民族團結”的內涵，然而二字都夾在“行”字之間，就暗示著蒙古人(元朝統治者)早晚要走人的了。
歷代眾多的專家們曾從多角度對胡同一詞進行考證，有的從音韻學角度，有的從字形發展角度，有的從方言角度……最后較集中的成果認為胡同一詞原是蒙古語。本世紀40年代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載，在蒙古，比村稍大的部落就叫胡同，也有專家說，胡同是蒙古語中“浩特”的音譯。浩特即城鎮，包括胡同。
原內蒙古大學副校長張清常先生的考證是較有說服力的。他認為胡同是蒙古語“Hottog”的音譯，是水井的意思，有人譯作“霍多”或“忽洞”，現在內蒙古仍有以此音命名的地方，如賽音忽洞(好井)、烏克忽洞(死井)、哈業忽洞(雙井)等。北京地區一向以水井為中心，分布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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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同一詞何時出現)
胡同一詞既然來源于蒙古語，那么蒙古人統治北京地區的元大都時期，這個詞有可能就出現了。果然，人們在元雜劇中發現了“胡同”一詞。元代大戲曲家王實甫的《歌舞麗春室》雜劇中，就有“恰便以錦胡同”的唱詞，在其他的元雜劇中也有類似發現，如“辭別了老母，俺串胡同去了”(《孟母三移》)、“我家住在磚塔胡同”(《沙門島張生煮?！?……戲中的磚塔胡同即現在西四丁字街南有座七級磚塔的那條胡同。
既然元代才出現胡同這個詞，而北京卻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歷史的古城，人們可能會問，元代以前，北京地區的街巷叫什么呢?回答很簡單的，那時的北京地區是按古代傳下來的舊制，叫做街、巷、坊、里等。這一點從宣武區的地名中可得到證實。因為宣武區的歷史早于內城。換句話說是先有宣武區(古薊城)，后有內城區(元大都)，所以宣武區中現在叫胡同的地名相對要少，而以坊、巷、里、街等為地名的較多，如南橫街、白紙坊、華康里、清泉巷等。
(有因可循的胡同名稱)
一些外地朋友或外國客人對北京五花八門的胡同名稱表示不可思議，耳朵眼、椅子背、豆芽菜、象鼻子坑、燜葫蘆罐、石老娘、王寡婦、大腳、臭皮等，都是胡同名，令人不得要領，不如其他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用地名或事件作為該市地名，或稱道，或稱路，讓人一目了然。其實北京的地名也是有其內在聯系的，只是沒引起人們的注意罷了。如果稍加分析，不難發現，北京的這些地名都與人們的生活或社會現象有關。之所以人們覺得它們如此五花八門、雜亂無章，主要是因為這些名稱出現的時間有先后，社會現象復雜造成的。總的來說，北京的這些胡同名稱是自然形成的，并非出于行政命令，統一規劃，而且是源于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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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出現時，胡同無名稱)
公元13世紀的1267～1285年，用18年的時間，在當時的遼、金舊城(今宣武區)東北方城外，建了一座新城，即現在北京市區的前身元大都城。《馬可波羅游記》的作者是親臨元大都城的意大利人。他的游記中說，大都城內街巷筆直，城門可以通過街道互相望見。大街的兩旁是房屋、商店。全城街巷規劃整齊，猶如一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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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盤……馬可波羅的記述應是較為客觀的。元大都的出現，不是改造的舊城，而是從零開始新建的，這樣便于實現人們的理想設計和建筑規劃。新城市出現之后，街巷、建筑完備了，為后來的北京城奠定了基礎，但是除大街主干道的名稱之外，其他一些小支干或胡同的名稱并未隨之而來，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出現的。
(源于生活、自然形成的胡同名稱)
新城出現了，胡同建好了，但是人們最初住在里面并不一定感到多愜意，由于沒有胡同名稱，起碼串親訪友找起人來不方便，想告訴親友自己的住處，只能描述一番，或是用知名的人、醒目的建筑為代表，代替自己的住址。如，“我家住在住著黃獸醫的那條胡同里”、“我家住在象喇叭口的那條胡同里”、“我家住在象馬杓的那條胡同里”、“我家住在有菜廠的那條胡同里”……久之，便出現了黃獸醫胡同、喇叭口胡同、馬杓胡同、菜廠胡同……胡同、街巷名稱不僅是源于生活自然形成，而且是社會現象的反映，透過胡同名稱還可了解到當時的社會。

(胡同名稱反映當時社會現象)
通過地名可知道許多當時的社會現象。舉個例子，大家可從中得到啟發，如可以斷定北京城內有許多佛教信徒，因為城內不僅廟宇多，而且以廟宇為地名的街巷就有80多處，如嵩祝寺胡同、普度寺前、后巷等；北京城當時是一座典型的消費城市，沒有大工業，只有服務于人們生活的手工業作坊，如砂鍋劉胡同、沈篦子胡同、麻線胡同、笤帚胡同等都是為人們制作生活必需品的作坊；北京人講究吃，以食品為胡同名稱就是見證，有麻花胡同、面茶胡同、熟肉胡同、炒豆胡同等；封建社會的人對帽子很重視，反映到地名上的就有草帽胡同、宗帽胡同、巾帽胡同、李紗帽胡同、紗帽翅胡同等；封建社會的衙署警衛駐防也反映到地名上，如分司廳胡同、總鋪胡同、察院胡同、按院胡同等；還有一些沒有產品，只提供服務的城市行業，也是當時社會的必然產物，反映到地名上有洗染業的魏染胡同、以騸馬閹豬為業的騸馬張胡同、管接生的石老娘胡同、管殯葬的棺材胡同、火匣子胡同、杠房胡同等……由此可見，胡同名稱，也是社會學的一部分。
(社會變動舊地名不適應)
一般說來，地名一旦形成，人們口頭代代沿傳，便改動不易。有些地名自元代出現一直叫到現在也沒改變，如前面提到的磚塔胡同、王府井西側的菜廠胡同、鐘樓前面的沙拉胡同等。沙拉是蒙古語珊瑚的意思，清代曾音譯叫舒嚕，今仍叫沙拉。有些元代的地名或城門，明代就已改名了，可是一些老人仍叫舊名，如元代的齊化門、平側門、順承門，明代已改名為朝陽門、阜成門、宣武門，一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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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解放前還叫著舊名稱，可見其生命力之大。
隨著社會的發展，舊事物總是要更新的，地名也不例外。有些原因，地名非改不可，促使改變地名的首先是社會原因。1900年八國聯軍進京使許多建筑不存在了，事后出現新建筑、新街巷，改變了原來的布局，只好改名；封建王朝被推翻后，帝制改成民國，而且出現了新的政府機關，于是有300多條街巷改了名，如張皇親胡同改為尚勤胡同，石大人胡同改為外交部街等，1966年，全國人民面臨一場大災難，街巷名稱亦是“四舊”之一，自然在“橫掃”之例，要在街巷名稱上“打出一個紅彤彤的世界來”，于是出現了紅日路(北新橋)、紅云路(新街口)、紅旗路(崇內大街)、東方紅路出現了三條。用總路線路、大躍進路、人民公社路等取代了原來的所謂有封建烙印的街巷名稱。老北京中的舊胡同一律改為什么紅心里、永紅胡同、紅衛胡同等等，加上了紅字就成了革命地名，連很小的耳朵眼胡同也改成了“紅到底”胡同……
還有一個需要改名的原因，就是重名問題。胡同名稱既然是自然形成的，難免有“不約而同”之處。據1944年出版的《北京地名志》記載，北京有扁擔胡同16條，井兒胡同14條，花枝胡同11條，口袋胡同11條，箭桿胡同7條，堂子胡同7條等等，北京城區重名的胡同有600多條。重名問題，在舊社會時矛盾不太明顯。那時人口少，居民不大搬家，有的房屋一住就是一輩子，甚至幾輩子，找人還算方便。新中國成立后就不成了，本市與外界聯系劇增，外地人口進京者成為洪流，找人、辦事、通訊，都因地名相同而產生極大的不便，必須加以科學的歸納，整理和改動。
改名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魯迅先生說的“言不雅訓”，即聽起來不好聽。有些胡同在取名初期可能由于某些原因形成了地名。久之，情況發生了變化，再聽起來就不雅了，如褲襠胡同、母豬胡同、燜葫蘆罐、屎克螂胡同、狗尾巴胡同等等。這些不雅的胡同名稱，老百姓有改名的要求。
(拉香蓋臭諧音改名)
地名如何改動是一個科學問題。有些地名既然非改不可，就必須用科學的態度來對待。經過歷史檢驗實踐證明，改動地名的原則是態度慎重、群眾接受、尊重歷史，拉香蓋臭、利用諧音。
“文化大革命”期間，草率行事，用行政命令手段把少數人的意愿強加于人，也是行不通的。例如東城交道口南大街西側有橫排并列的菊兒胡同、秦老胡同、前、后圓恩寺、棉花胡同等9條胡同，“文化大革命”期間一道命令舊名全部取消，改為由南向北排的“大躍進一至九條”。人們尚未習慣，又一道命令改為由北南排的“交南一至九條”。改名不采取慎重態度，群眾不能接受，現在又恢復了舊名，廣大群眾又感到方便了。
用諧音改動舊地名是個很好的辦法。因為舊社會老百姓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多靠口頭流傳地名，用諧音改變舊名能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時結合“拉香蓋臭”的原則，是極為成功的舉措。如母豬胡同改為墨竹胡同；褲襠胡同改為庫藏胡同；狗尾(音Yi)巴胡同改為高義伯胡同；燜葫蘆罐改為蒙福祿館；屎克螂胡同改為時刻亮胡同；大腳、小腳胡同改為達教、曉教胡同；張禿子胡同改為長圖治胡同等等。有些胡同舊名不一定臭，只是其含義不盡人意，如吊打胡同，因為誰也不愿意讓人吊起來打一頓，故也用上述原則改為孝達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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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胡同知多少?)
通過地名研究，知道了北京地名的復雜性。北京的胡同到底有多少呢?這又是一個不好回答的問題，因為胡同的數目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變化的。老北京人曾說，“北京的胡同大的三百六，小的賽牛毛”。這種說法中的大胡同三百六，其根據可能是指《析津志》中所載元代的“火巷”三百八十四條而言，至于“賽牛毛”肯定是數不清的意思了。經過諸多專家的考證，目前已有了一個大約的估數和比例。

元代按《析津志》記載，大都城內有火巷和胡同共400多條；
明代按張爵的《京師五城坊胡同集》記載，北京城內有街巷1170條，其中胡同459條；
清代按朱一新的《京師坊巷志稿》記載，北京城內有街巷2000條左右，其中胡同960多條；
民國時期，按觀光局在《北京指南》上公布的北京內外城，共有街巷2500條左右；
新中國成立初期，按《北京導游基礎》記載，當時北京有街巷2550條條；
1987年出版的《實用北京街巷指南》中公布北京市區及近郊區有街巷3600條；
1989年，張清常先生統計，在《再說胡同》一文中公布，說北京失去和郊區共有街巷6029條，其中胡同1320條。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城發展突飛猛進，市區擴大了，原先的市區僅以城墻為界(現在的二環路)，如今的4個城區比原來大了約三分之一。新建的居民區多稱“里”，這是中國先秦時就用的居民點的稱謂，一般不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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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和胡同，而在“里”內又加用“條”?？梢?，就北京而言，胡同的名稱增加的可能性不大了，但是它的影響卻不容忽視，因為它的歷史源遠流長。現在研究它的專家大有人在，而且有許多專著問世，如《胡同及其他》、《北京的大街小巷》、《北京地名漫談》、《北京街巷地名趣談》、《北京街巷胡同漫談》、《北京市街巷名稱錄》、《實用北京街巷指南》等等。
通過上述的講解，大家對北京的街巷胡同有了一些了解。組成這些街巷胡同的基本單位是建筑和民宅。老北京的住宅是四合院。四合院有其獨特格局和等級。
(城市的平面結構限定了四合院的格局)
中國的四合院式的建筑，據文字記載，至遲漢代已趨于完善，唐宋時期廣為流行，不過北京的標準四合院卻是始于12世紀的元大都時期。按《北京導游基礎》介紹，新建的城市之內按設計規制有大街、小街、火巷、主干道和派生小道(胡同)等，并按貴戚、功臣、貲高(富戶)、居職(官員)的等級分配土地。百姓們須等“人物”們把好地占畢之后，方可“作室”。當時規定以8畝地為一份，全城規劃出50大塊，為居住區的50坊。每大塊內分若干小塊，作為房基地。城市主干道多以南北走向為多，所以派生出來的胡同都是東西走向的。小街與小街之間的70多米的跨度中分布著各種類型的四合院。一般四合院的宅院從北朝南，街門開在全宅院的東南角。幾進院落之后，在另一條小街的路南，即為本宅的后門。如果是中小型宅院，路南也為正門，但其方位在全宅院的西北角。宅內的“正房”仍是坐北朝南。具體形式和格局，等一會兒參觀時再介紹。
(四合院是封建家庭的安樂窩)
四合院封閉性強，關起街門便與外世隔絕，極適合一個家庭生活。院內的房室結構與庭院空間相結合，使居住者在有限之地內，卻有空間擴大的感覺，而且在設計上符合“前堂后寢”的禮制。四合院內的房子有正房、廂房、耳房、倒座房的分別，極適合一個家族中的尊卑長幼等級住房。家庭之外的仆役人等的住房各得其所，主人招呼遠近適宜非常方便。庭院內多植樹木、花卉、葡萄架、藤蘿架等，花木扶疏，令居者賞心悅目。這種格局，在有尊卑之分的封建時代，對家族來說稱得上是一種享受。
咱們的旅游車就要到北海后門了。下汽車之后，換乘人力三輪車，在串胡同、看景觀、參觀四合院的過程中，大家可充分體會北京人的市井生活。
(以北海后門為串胡同的起點)
女士們、先生們，咱們現在走的三條相連的弧形小街叫三座橋胡同、龍頭井街和柳蔭街。這幾條胡同中蘊藏著北京歷史的豐富內涵。
800年前的元大都時期，現在的前海和后海是連在一起的牛角灣形的大水域，稱積水潭，是南方來船的水運碼頭。在前后海之間，有一條弧形的月牙河相聯。水域圍成的丘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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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帶景致頗佳，逐漸建筑增多形成風景區。月牙河上有月橋、板橋、清水橋，俗稱三座橋。后來水域縮小，月河不見，形成街巷，就是我們剛才走過的三座橋胡同。
與三座橋胡同相連接的弧形斜街叫龍頭井街。據說原來街內有一眼水井叫人頭井，一年大旱，滴水如金，但人頭井中之水卻一直很旺。有人見井中有龍頭晃動。消息傳開，街南的原來香火不盛的古廟，改祀龍王，一下子香火大盛起來，人頭井也改叫龍頭井。有人問井中真有龍頭嗎?有!只不過不是活動的龍頭，而是廟殿頂上的鴟吻倒映在水里，隨著水紋的波動，形成龍頭而已。古廟現已無存，據說街口的古槐就是當初古剎的遺物。
與龍頭井街北口相接的叫柳蔭街。這條街名是新中國建國之后才出現的。這里原是月牙河的一段河道，由于風景優美，歷史上許多達官顯貴在這里營建居室別墅。有的雖然現已無存，但文獻中的記載頗為詳細。
月牙河又稱玉河，沿河建筑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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