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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位院領導大鑒：

　　我在學校任教的續簽合同(2007年-2007年)，到明年元月15 日將屆期終。據合同規定，如一方有變動意向，應在到期前九十天知會對方。經過慎重考慮，我決定在合同到期之日，結束我在本院的教學。

　　以下是對此決定的說明：

　　我之請辭，非關待遇問題，亦非人事相處的困擾，而是至今不能認同現行人文藝術教育體制。當我對體制背后的國情漸有更深的認知，最妥善的辦法，乃以主動退出為宜。

　　五年期間，我的教學處處被動而勉強，而光陰無情，業務荒廢，我亟盼回到畫架前獨自工作，繼續做個體藝術家。

　　我深知，這一決定出于我對體制的不適應，及不愿適應。國家的進步在于：個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場。我的離去，將中止對教學造成的浪費。

　　目前，第四研究室兩位2007屆博士生剛畢業，尚有2007屆與 2007屆在讀博士生各一名，2007年、2007年畢業。另外，今年招進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畢業。我的請辭，與這六名學生的學業有所沖突，如何解決，愿在我退出的前提下，與領導協商可行方式，恪盡己任。

　　茲付附件之一，是去年北京外辦轉請本院外辦要我書寫的述職報告，經已呈交，因所涉不包括今年，故略作補充。附件之二《教條與功利》，是前年應本院研究所教改會議要求所寫，因寫在紐約休假期間，回國過了交稿期，迄未呈交，今原稿附上。附件之三《我對本院‘學術評價體系報告’的意見》——這三份附件坦率陳述了我對教育體制與本院教學的質疑，謹愿諸位對我請辭的理由有所了解。另有附件之四(近五年來學術活動的粗略報告)及附件之五(關于遺留問題)，希請垂顧。

　　此報告，將同時呈交清華校方、外辦、人事辦各一份。我的職銜、工作、居留及醫療等證件，合同到期時將會上交，俾便注銷。目前借住的團結湖教工宿舍，其入住性質始終未獲解釋(參看附件之五)，何時搬離，聽候指示。

　　再次衷心感謝學院對我的重用與信賴。我與自己的職稱實難匹配，深感慚愧。五年教學是我彌足珍貴的人生經驗，雖以請辭告終，但我對本院與教學的感情，恐怕比諸位所能了解的更深。

　　預先感謝院校領導予以批準。

　　此致

　　敬禮！

　　陳丹青

　　2007年10月15日

　　附一：呈本院外辦及北京外辦述職與感想(2000年-2007年)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第四研究室

　　緣起

　　1999年歲闌，袁運甫老師、劉巨德老師給我越洋電話，告知工藝美院與清華大學合并，并代表院領導熱誠邀請我回國加盟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同時轉致老前輩張仃先生與吳冠中先生的歡迎之意。

　　2000年2月正式報到，清華園陳書記、美院王院長、張書記，及諸位副院長熱情接待，清華外辦陳紅老師，院外辦張主任、苗老師一周內攜我辦妥外籍人員駐京手續。此后人事關系歸屬外辦與人事處，年薪五萬，教學啟動費三十萬。

　　同時，學院在外事辦公室與我簽署了2000至2007年兩年任期的合約。2007年春合同到期，續簽2007至2007年合約三年。

　　教學狀況

　　院校合并，是清華自1952年"院系調整"以來，全面恢復人文藝術學科的重要舉措。清華美院的成立，一時為八大高等美術學院所矚目。

　　到任不久，學院宣布開設美術專業博士生課程，此舉不但在國內美術教育是屬首創，在世界范圍同類專業中亦屬罕見。為此，學院于3月間成立四所純藝術教學研究室，分別由吳冠中、張仃、袁運甫諸位元老領銜，本人則主持第四研究室。吳、張、袁三位先生德高望重，育人無數。我初涉教學，尚無寸功，而學院予以破格，委此重任，唯慚愧銜命，鄭重其事。

　　本研究室研究方向，初定“當代架上繪畫研究”，前年易為“當代架上繪畫與圖像文化比較研究”。

　　5月，全國首屆藝術學院博士生招生在本院舉行，是本人第一次招生經驗。二十四位各地考生中，五名入圍，然因外語不過關而擱置。院方為支持本人首次招生計，經研究生院陳院長同意，以博士課程訪問學者名義，招入五位學生。

　　2007年，五位訪問學者完成博士論文選題，為轉為正式博士生，外語考試再度失敗，結業離校。

　　是年第二次博士生考試，全國共二十二名考生，正式錄取兩名博士生、訪問學者兩名。同年，首次接受研究生報考，約八人，無一通過兩課考試。

　　應試文化的深刻積弊，已有社會的長期共識，不多說。而考試制度中，尤以人文藝術學科的外語考試、政治考試，嚴重滯礙并扭曲藝術教育的品質與性質。前者無視人文藝術學科的教育規律與成才規律，既徒具形式，又有效地削弱藝術學生起碼的中文水準，觀諸歷屆落選博士碩士考生試卷，此舉已在事實上持續造成考生文化素質的直線下降。后者公然違背馬克思主義及鄧小ping思想，對于清華大學兩大傳統，即“行勝于言”及陳寅恪提出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深刻的諷刺。

　　以上意見，我曾數次以書面及口頭方式，對院領導和清華書記、校長坦率直陳。以“兩課”分數作為首要取舍標準，學術尊嚴蕩然，人文藝術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備起碼的前提，創建世界一流大學，實屬妄談。

　　由于此一政策的長期施行，人文藝術教育表面繁榮(如擴招、創收、增加學術科目、重視論文等等)而實則退步(如教師、學生素質持續減低，教學品質與學院信譽持續貶值)，“有知識沒文化”， “有技能沒常識”，“有專業沒思想”，是目前藝術學生普遍狀況，事實上，新世紀藝術學生的整體水準，甚至不如“文革”時期。

　　而人文藝術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學術行政化帶來的后患。此亦北大近期決意實施改革的總背景，然而治標不治本：不施行，現狀難以突破，施行，則勢必重復歷次治標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為盤根錯節的畸形教育結構。

　　本人不是教育學專家，以上感觸，來自教學第一線的實踐，而院中同事，俱抱同感。鑒于中國國情，鑒于人口基數與社會現實，現行政策有其不得不然之處，但人文與藝術將長期蒙受其弊。本人唯自知不能改變現狀于萬一，故聊作紙上空談，在教學工作中，則恪盡己能，維持現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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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結

　　我在學院的教學是有價值的，我因此認識到國家在改革開放后的新局面與新問題。我對教育體制的持續批評，出于對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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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況的操切之心。我不愿混飯吃，也不知道怎樣違背自己的性格。

　　2007年，第三次博士生考試，二十名考生，正式錄取一名，并訪問學者三名。第二次研究生報考，約十九人，一名以業務最高分(90分)入圍，因外語政治各差一分，經向院校申請通融無效，未予錄取。

　　2007年，第四次博士生考試，考生十八名，正式錄取一名。第三次研究生報考，全國十九名考生，上年度同一考生仍以最高分入圍，再次因外語分數不過關，未能錄取。

　　截至目前，本研究室共兩名博士生畢業，兩名博士生在讀， 2007年首次招入四名研究生。

　　本科生教學，則本人負責繪畫系各屆每學期素描課、油畫人體課各四周。另由教務處安排每學期開講四堂大課，每堂四小時，各系各專業同學均可選聽，每講滿員。2007年至2007年，講題分別如下：

　　“歐美當代藝術比較”

　　“繪畫、影像與西方觀看傳統”

　　“架上繪畫與設計藝術的關系”

　　“世界范圍反現代化思潮與文化守成主義”

　　“藝術史與傳播史的關系”

　　“藝術贊助史與藝術功能史”

　　教學方法

　　人文藝術學科既有的學術行政化，越管越嚴，教學品質越來越可疑，此一體系雖便于管理，但與“人”，與“文化”，處處發生尖銳而深刻的沖突。

　　我不相信現行考試制度，不相信教學大綱，不相信目前的排課方式，不相信藝術學生的品質能以“課時”與“學分”算計——但我不得不服從規定——釋放個性，回到直覺，摒斥教條，遵循藝術規律，曾經是民國、“文革”前、改革開放初期等階段藝術教育取得顯著成果的歷史經驗。然而有目共睹：這些傳統與經驗在今日藝術教學中已經全面喪失。

　　我個人無法改變這一事實，唯在本研究室教學中，以“個案處理”的原則，根據每位同學個人情況的總和與細微的表現，在教學中務使知識面盡可能擴大，教學點盡可能具體。

　　這樣的教學難以體現在教案文本上，難以在工作總結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寫的所有表格中，完全無法體現我的教學思想與教學后果。

　　藝術教學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體而微、隨時隨地在每位學生、每個階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尋求當下的溝通、指涉、領悟。這一隨機的過程——而不是預定的程序——重視體驗與經驗，問題與可能性，激發好奇心與熱情，并以此檢驗學生的智能與品性：它開放給未知，落實為個人。

　　學院教育不是向上負責，而是對藝術、對學生個人負責。不幸的是，當今學院教育的通則與本質，是向上負責。

　　嚴格地說，我與每位學生不是師生關系，不是上下級關系，不是有知與無知的關系，而是盡可能真實面對藝術的雙方。這“雙方” 以無休止的追問精神，探討畫布上、觀念上、感覺上，以至心理上的種種問題。那是一種共同實踐，彼此辯難的互動過程，它體現為不斷的交談，尋求啟示，提出問題，不求定論，有如禪家的公案，修行的細節。

　　它絕對不是量化的。分數、獎項、規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問題而異。它追求教學的真實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實為個人品質的提升，而不是考試分數。因此，它在當前的教學體制中是困難的，孤立的，不討好的，無法被教條證實，難以體現為可比的成果。

　　遠溯希臘時期蘇格拉底式教育與詭辯派教育的沖突，前者重視知識與品格，后者重視權力與實用。可悲的是，目前文科教育的種種政策限定，決定了人文藝術教學赤裸裸的形式主義與功利主義。

　　我與現行教育體制抱有深刻的歧異。在人文藝術學科，人才是無法培養的，沒有人能夠夸耀并保證在學院中培養出真正的藝術家，但學院教育應該，也能夠達到這樣一種起碼的要求，即確立一位藝術學生葆蓄終生的品格，這品格，就是前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大師陳寅恪寫在七十年前的名句：

　　“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

　　招生與教學感想

　　自2000年任教以來，我的教學實踐及社會活動，大致有正面與負面兩類感觸，茲據實陳述如下：

　　正面——清華“長江計劃”，是新世紀中國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數是外籍華裔，屬改革開放后出國的中壯年專業人員，眼界開闊，知識結構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文革”一代，兼具使命感、責任感、歷史感，及民族情懷，歸國投效，遠溯二十年前留學大潮，近收改革開放之效，今推想此舉，此其時也。

　　清華與工美合并，則體現國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藝術、瞻望國際文化大勢的良苦用心。

　　就我個例而言，去國近二十載，國中文化形勢與文化環境，誠與過去不可同日而語。在藝術創作及學術研究中，過去的政治鉗制、狹隘的美學觀、單元的創作格局，大幅度改變。院方對我的教學不予干涉，并在可能的情況下，及時支持。而同事、同行與不同專業間的充分尊重，彼此寬容，以至對新學院教學規劃的共同熱情，都使我切實感受到改革開放在文藝領域及藝術學院內的深刻變化。

　　負面—在教學實踐中，我的困擾與無奈，來自國家現行教育體制及種種教條。其癥結，大致如下：

　　這所學院讓我感到親切。我喜愛70年代出生的在校學生，他們甚至比我的孩子還年輕。我堅信他們是塑造未來的一代，因為青春理應勝過體制。

　　我對自己的教學，仍是“慚愧”二字。我在課外的大量時間無保留開放給本研究室，本系，以至其他專業的學生，并從中獲益匪淺。

　　我有幸作為一位本院的教師，在專業以外更廣泛的領域表達我對文化的認知，我知道，外界認同我乃因學院的聘用。這聘用的理由，或許因為我在域外的眼界，但我確定，這理由，還因為我雖然不是一位中國公民，但我是中國人。

　　中國人重世故。我的世故僅限于禮貌的層面，但我至今沒有學會在表格上，或按照教條指定的方式，陳述“成績”：那是對體制的確認，而不是對學術道德及其規律的確認。我今服務于這所學院的價值，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務本身，遠不如這所學院選擇我的價值：這選擇證實了國家的良性變化，在這變化的戲劇性環節中，我愿意充任一件可被暫時利用的小小的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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