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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66周年主題征文：中國夢·我的夢

　　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在習總書記的帶領下，一同參觀中國國家博物館的“復興之路”展覽。在觀展的過程中，習總書記指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在習總書記的領導下，全國掀起了以“中國夢·我的夢”為主題的大討論，各行各業的專家學者紛紛從自己的行業、職業甚至是個人角度出發審視行業的發展，審視社會的進步，審視自己在社會發展和民族進步的“圓夢之旅”中所處的位置，所發揮的作用。作為一名當代的知識分子，也應該在“中國夢”這個大主題下思考一下如何做一個合格的知識分子，實現“我的夢”。

　　在薩義德看來，“知識分子既不是調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識者，而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評意識，不愿接受簡單的處方、現成的陳腔濫調，或迎合討好、與人方便地肯定權勢者或者傳統的說法或作法。”知識分子的職責應是“時時維持著警覺，永遠不讓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約定俗成的觀念帶著走”。在我看來，理想的知識分子應該具備德、知、真、行四方面之實。

　　第一，作為知識分子要有高尚的品德，此乃做人之本，知識分子當然也不能例外。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選拔人才的一個很重要的標準就是德才兼備，在“德”與“才”之間，更加注重和強調“德”的重要性。古代的知識分子學習知識，他們首先是用來修身，達到個人精神境界的曠遠和通達，而后為齊家治天下。這里的修身其實也就是知識分子對自己品德的磨練。

　　第二，作為知識分子，必然要有學識。對于知識分子的學識的看法，薩義德主張以“業余性（amateurism）來對抗”這種“專門化”（specialization）所帶來的分裂。他所謂的“業余性是指，不為利益或者獎賞所動，只是為了喜愛和不可抹煞的興趣，而這些喜愛和興趣在于更遠大的前景，超越界限和障礙達成聯系，拒絕被某個專長所束縛，不顧一個行業的限制而喜好眾多的觀念和價值。”在我們最為熟悉的大學體制內，有一部分知識分子被各種各樣的利益所誘惑，或是專注于評職稱申報科研項目，或是成為技術性的官僚，亦或是被學校學院嚴密的規章制度體系束縛，成為靠教書來謀生的“教書匠”，而不是把教師作為自己的事業來對待。所幸的是，在我們身邊還有一些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不為這些身外之物所束縛，只要他們還被公眾需要就堅守在自己的崗位上發光發熱，毫無怨言。我想支持他們這么做的動力就在于為了自己的喜歡和不可抹煞的興趣，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狹隘的專門化。

　　第三，作為知識分子就要求真，即敢于講真話，為人真性情。薩義德認為，公共關懷和道德關懷不應該只是落實在口頭上，而是需要體現在行動之中的。他認為，知識分子必須參與政治，但是這種參與說成是一種理性的介入更為恰當。在我看來這也是能否配得上“知識分子”這一光榮稱號的最重要一點。做學問實事求是，追求思想自由，人格獨立，此乃知識分子之秉性。然而，近些年來不少所謂的專家學者在利益的驅使下，不惜進行學術造假的活動。隨著經濟快速發展，社會上出現了心浮氣躁，急功近利等不良社會風氣。作為知識分子在這種情況下更應該針砭時弊，剔除社會詬病，彰顯作為知識分子的價值。而不應該被社會上的不正之風和惡習影響隨波逐流。薩義德說：“從事批評和維持批判的立場是知識分子生命的重大方面。”由此，求真之于知識分子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第四，要做一個世人愛戴敬仰的知識分子，還有一點至為重要，就是要付諸具體行動，對社會和民眾有所擔當。知識分子應知行合一，為社會，為民眾，為正義，為世界的美好做些具體的實事，而不只是一味地紙上談兵。如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錢學森，如主動請纓收治危重非典患者的鐘南山等等。儒家倡導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在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甚至可以說，現在已經到了知識分子必須擔負國家未來，用實際行動為民請命，為國納諫的時刻。對社會的民眾有所擔當的知識分子可稱得上魯迅先生所謂的“中國的脊梁”，而我們的“中國夢”也正是需要無數青年的“中國的脊梁”來實現。

　　以上四點，第一是做人的基本要求，第二是作為一名知識分子的應有之義，第三則是成為知識分子的關鍵，第四是作為知識分子應有的擔當。若四者兼備，我認為足以配得上“知識分子”這一稱謂了。中國能多一些求真為善，知行合一的知識分子，將會是我們民族的幸事。這樣的知識分子越多，則我們的“中國夢”也越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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