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普子胥2022年12月19日，92歲的史學大家許倬云在2022未來大會思想之夜首日，與知名文化學者余世存探討“如何從傳統文化中尋求心安之處？”許倬云先生一生學貫中西，曾經榮獲亞洲學會特別貢獻獎、全球華人國學大典終身成就獎等諸多榮譽，現為美國匹茲堡大學榮修講座教授，臺灣中研院院士。許先生先天背負殘缺身體，幼年歷經戰亂，面對人生浮沉，他的豁達、堅韌，鼓舞了一批又一批后輩。思想之夜現場，許倬云面對當下世界局勢，以及大時代下變換的世道人心，他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的史學觀念，提出諸多穿透力觀點與思索。以下為許倬云單人演講《從中國傳統文化精神資源求得安心所在》節錄：各位朋友，我是許倬云。為什么多少年來我感覺最近最困擾呢？倒不完全是因為我自己生病跟癱瘓，更難過的是最近的勢局。我們眼看著大的方向，世界上沖突正在越來越激烈。一個本來強大的美國造成了所謂Pax Americana，美國式的和平來代替了Pax Britannica（大英的和平）。現在這個和平維持不住了。這個國家本來秉持著民主自由的理想，到了今天淪落成一個錢幣在管事，新起的一些官僚在辦事這么個局面。美國的霸權，主要想完成的工作，不去想霸權后面的意義是和平，是共處，是交流，是世界共同福祉。這造成了世界今天混亂。美國拿與他們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一樣的中國當作假想敵，甚至到今天擺明了說是它的敵人，這使世界不安，而且讓我們中國無緣無故卷入一個漩渦之中，使我感覺困惑不堪。但更困惑不堪的是，一方面美國內部在崩潰、解散，美國的過去文化傳統要素在一個個流失，而中國近百年來，以模仿西方為主要的理想到了今天忽然發現走不通，搞了半天在中國合不下來，經過幾次反復，我們逐漸找到幾條路。臺灣跟大陸分開之后，臺灣與大陸，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各自走出一條路，這兩條路可合，也不必分，更不必沖突。而中國在摸索這條道路，這70年來也走的很辛苦，顛顛簸簸。最近，經過了一段繁榮，我們面臨世界的局面也不會再有同樣的繁榮機遇：我們跟著拖下水，還是自己不下水讓人家拖住，還是幫助人家浮起來，這是大問題。更重要的是如何安頓內部，如何在找路中不迷路，更要緊是找路的時不要自相沖突，不要破裂。這條船太大，不能沉。那么，中國過去有哪一個特點，傳統文化里哪個特別的因素可以維持中國這么久？是不是同樣的因素可以將它用來做我們的答案之一，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一起探討的事情。中國自唐宋以來，儒家思想本身起相當重要的轉變。那個轉變的關口，怎么樣唐朝開始，宋朝完成，以及到最后明朝的心學，才結束了長期的儒學整理運動。也就是說儒學傳統如何在中國歷史后半段有了全面的整理，這跟漢代儒學很不一樣。這是思想史題目，我一輩子工作是社會經濟史，思想史不在我的學習范圍之內，所以這個是侵犯了我的老朋友：余英時、張灝、林毓生他們三位的范圍。我心里也很難過，這三個人是我的老朋友。過去有關思想的問題，我常常自己跟他們談話，使得我厘清一些條目，他們也常常找我聊天，拿一些問題厘清一下。今天四個人里面剩我一個，去年是英時離開，今年是張灝和毓生離開，我對這三個老朋友在這里致無上的敬意，以寄托哀思。我的動機怎么來的？最近看到中美兩國的斗爭，我就想起唐朝，大唐極盛的時代，東方有個唐帝國，歐亞相交處有個波斯帝國，這兩大帝國對面在遙遙相對，中間并沒有阻攔，而且兩個興盛的帝國在，所以亞洲的整個秩序其實相當安定的。有小沖突，大沖突沒有。所以這條大的寬的通道經過中國的西北到了今天阿富汗，以及到了兩河，到了阿拉伯半島這條通路，非常暢通，暢通的結果是造成兩邊輝煌的時代。中國，我們叫做大唐的聲威，大唐的風華，來來去去的商販，運出去的不一定是我們的初產品，是我們的農產品出產的東西，絲帛和陶瓷，這兩個項目替中國賺來了無數的外匯。當時沒外匯的話，就換進來許多物資，也換進來許多人，進來人比出去人多。各種各樣的胡人，不管是如花的胡姬，還是壯健的昆侖奴，還是善于作戰，桀驁不馴的番將，都這么進來的，當然還有無數的馬匹。這個大的交流造成這條通道，更重要的是西方的線，所以中國以西的一些宗教信仰帶到中國，主要的顯教，以及基督教的別流，景教，還有波斯教的后生，中亞一帶出現的救贖信仰，我們沒法叫它什么，叫救贖信仰，還有佛教。這幾個大的宗教進入中國，對中國造成極大的刺激，他們進來各有各的，在中國留下了痕跡，我今天集中的是對儒家方面的沖擊。韓愈寫了一個《原道》。這篇文章引發了唐人要回歸儒學，要開啟中古時期儒學的大整理和大的修正運動，為什么韓愈要寫這篇東西？因為當時進來的宗教，都是基本上有上帝，雖然不叫帝，叫天，但是這個天以人格化的神圣，還有那種宗教都幾乎有一個正反合的過程，都有兩元的對立而不是兩元的融合。佛教也在唐朝開始了，不再用正反和，還有一個虛空的取向，這些問題就暫時不去談了。就是這些宗教傳入中國，也擔任了對心靈的撫慰，也承諾了對生死之間問題的答案。可是對中國而言，中國當時儒家是衰微的時代。緣故很多，主要是由于南北朝時候，儒家存留在烏保后邊的士族大家手里，北方胡人國家里面都沒有學問了，而南方走的是道家的方向和佛教的方向，所以儒家等于擺空在那兒。等唐朝開始，重新撿起儒家來，在官方的地位上認為儒家是次一等的，因為道教老子姓李，那么皇室姓李，就是尊崇道教，道教擺的位階高于儒家，所以儒家是一個寂寞的時候，是比較冷落的時候。而韓愈看到這個問題之后，正好是唐朝需要重新檢點自己，在極盛之后一場大亂。于是安祿山反了漁陽，“漁陽鼙鼓動地來”，打斷了“霓裳羽衣”的歡樂和喧嘩。這個打斷從極盛一下子衰弱，完全破碎。后面就是白居易的《長恨歌》：“此恨綿綿無絕期”。當中多少的喧嘩，多少的熱鬧，多少的荒唐，多少的糊涂，但到后來一場空。這一個大的轉變。開元、天寶，大起大落，不可能對中國人沒有影響，影響剛剛講的，白居易的《長恨歌》是總結了對一個時代的哀悼和悲嘆。韓文公就提出了，我們究竟，我們安身立命在哪里？他提出《原道》，天地之間有一個永恒的道，永恒的真理，永恒的可行，而不是浮于面上的彩色，塞耳的音響，也不是喧嘩的熱鬧，更不是一切糊涂的亂打：安祿山打進來，整個唐朝打翻為止。這個事過去以后，韓愈當時文壇領袖，他方為悲嘆。大家一致認為，重新整頓儒學的開頭。我也有時喜歡讀點詩詞，柳宗元、劉禹錫，他們的詩詞不亞于李杜，也不亞于元白，元白跟柳宗元、劉禹錫，這四個人是中唐以后的重要角色，而在他們這里面我特別注意到柳宗元和劉禹錫，與韓愈之間有一番對話。就是印證韓愈的《原道》。柳宗元跟韓愈對話了，柳宗元就拿楚辭里面的《天問》來回答了一番，許多天地之間奇怪的事情，重要的事情，傳奇的人物，一個個提問，天為什么不掉下來，地為什么會崩掉，大水為什么會淹，這類事情，天上的地下的他都問，叫天問。柳宗元提出天問是一個理性來質問，一個大的問號，問號的對面就是，究竟周公、孔子定下的一套還有用沒用？那套為什么不解釋天地之間的大緣故，為什么只講人生不講天地？韓愈也就回答，韓愈先也在另外一個短的“天問”，就是天道是無常的，我們要找原來的永恒道理從哪里，他們倆對話里面可以看得見，他們要拿玄虛拉到真實，要拿天地之間神道的事情拉到人間，這個拉的選項非常重要。世界宗教史上，歐洲的宗教史最完整的，起起浮浮幾個來回。從人間拉到天上是耶穌上十字架，從天上拉到人間是落實了一個教會，這個人間又落到天上是變成教皇制度的教權，那個教權虛幻的現象拉回人間，是一個宗教改革。同樣的，神圣的天主教的，神圣的基督教的承諾，面對著理性的時代必須要回歸到科學的理性，而科學居然本身在牛頓時代的肯定和武斷，到了近代變成否定和疑惑。這兩邊動蕩，在歐洲動蕩多少次，在亞洲沒有動蕩太多次，就只有儒家在南北朝時候被遺忘了。可唐朝撿起來只撿起來個名稱，拿若干經書重新編了著，拿漢朝留下的董仲舒、司馬遷的遺產，沒有真正整合進去，所以唐朝基本上儒學在殘缺的時候對抗西方來的這些宗教，甚至于不能對抗土生土長的道教，所以這個儒學在讀書人身上，就中唐以后士族給學者才有一個沖突和對抗，也有融合和交替，這個關口正好就是我講的韓劉柳三個人（討論）的事情。最后柳宗元跟韓愈對答，劉禹錫就回了話叫《天論》，在《天倫》里面講：天地之間不是沒道理，天地不是只是一塊，韓愈說土壤上面長東西，土壤本身沒什么神圣。柳宗元這樣說，但是柳宗元講土壤上面長東西，但是東西長的好不好，要有沒有人栽培，有沒有人整理，有沒有剪掉殘枝敗葉，加上肥料，去掉蟲，松開泥土培植它。劉禹錫回答他話了，你的《郭橐駝傳》是養植物，我們怎么養人？養人就天地之間有個志道，這個志道可以拿來養人的，那人養的天地之間不是個寄生的東西成為人，而天地人之間，三元之一的人間，上和天道，下和人道，這何嘗不好呢？這個就在儒家。所以這個三回合，基本上我發現陳寅恪先生寫《隋唐制度略論》，講南北朝，但是對于南北朝淵源，這些唐代政治史起伏的時候，他注意的是士族和學者之間的沖突，并沒有注意到思想史課題，所以這三篇來回，很有趣。那么究竟怎么辦？我覺得這一段填進去才能引發周敦頤拿太極來做結合的一個企圖。因為太極是宇宙，宇宙就是《天問》、《天論》這里面的天，人天之間重新的匯合，以儒家的道理來匯合它。所以周敦頤一方面設立儒家的天，另外一方面要用儒家的誠和敬，就是《中庸》里面誠和敬。誠和敬是什么？誠心誠意，全心全意。敬，當個事來辦，來檢討自己，檢討自己和太極之間的規矩，出發點，太極不能看你的，要你來看太極的。太極是個動的東西，兩元交互，陰陽互動，陰陽匯合，陰陽交替，陰陽配偶，都是動的，天地是動，天地不是靜的，天地不是背景，天地是個力量，天地也是物，大的物。所有的其它的物都在天地之間，宇宙之間。所以這個太極和《中庸》之間的對話，就是天和人之間的對話，也就是人怎么回答天，“天造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在這個場合之下，必須要整理，在動態之中，人是不是動態，人有七情六欲。天地之間的關系，如果是對立，由人間來望天這是不夠的，假如說天人對立的話，天和人要互報，天養人，人無一物報天，這不對的。只是因為人就是天里面的一部分，而人的靈性，這個是萬物之靈。這萬物之靈怎么對這個天之間，是融合，因為天人之際，還有各種大大小小的空間。我們今天的話叫，種種不同的維度的空間，我們講實現第四個空間，和一條線是第一空間，一面是第二空間，時間是第三空間，或者第四個維度，同樣還有更大的維度。宇宙之間，星辰、日月，太陽系是一個空間，更大的緯度，太陽系之外，星河許多許多，成千上萬的太陽系，這都是另外一個空間。往里面小，在物體里面有各種的粒子、分子、原子、核子等等粒子，人身體里面也有各種粒子，從種子一直下去到身體里面的細胞，細胞下面顆粒，顆粒里面這種力量。所有的這種粒子、顆粒，地球，星球等等，包括人，人也是既有存在，有質，也有能量可以動作，我們通常以為地球本身沒有動作，地球本身有力量的，它有吸力，它有抗力，它有質量，質量包括我們住在這里，所以每一個部分，從其大無比的天，大宇宙，到你我之間，你我的內部，一直到小毛毛蟲的內部，都無不是既有質又有量，我們質量之間一直都有。所以和天的對話，以小小的你我，從小的兩個眼睛望天不是天問，是知道天的回答在那里，我們不能懂，我們需要做的就是怎么樣讓人在天地之間既不是主人，也不是一個廢物，也不是一個莫名其妙在那兒無為打轉的東西。所以這一“天人合一”，就應當是儒家在宋朝整合的主要的目標。但下面走到程朱，陳學、朱學，他們走的方向是整理規矩，拿天、太極到誠敬之間的關系，然后具體地列出來，君臣到父子的五倫，道理、事情合理不合理等等，理出許多條條格格，這個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這一來就是我們看見儒學在宋朝道理之學。走到具體的方向，需要有條文的緣故是人的行為是有可遵守之處，但他們忘了人的行為后面的動機，動機心態，心的后面是個天，他問源頭的活水沒有管他，朱夫子常常講源頭活水，但是似乎他們并沒有管源頭活水，他管的是條條格格。到了明朝終于心學出現，我認為心學的出現才能回答韓劉，劉禹錫《天問》所在，也就是整個儒家的體系發展，大的轉折應當從那個唐朝盛極而衰，許多許多的承諾，許多許多可能性都一時拋空之后，我們找我們的存在，這個意識，呈現了中國的一套思考，這套思考是宋明以來，一直要面對的。前面一段面對著佛教的刺激，以及因為佛教刺激發展道教的刺激，佛教的刺激跟道教的刺激，都是回到虛空，回到無，從有到否定，否定才是永恒。那么這個跟儒家，從否定還是有，有還有永遠，這走了兩條路。基督教在近代以來傳進來，氣勢磅礴，因為他們是騎著軍艦上的大炮而來，騎著飛機炸彈而來，騎著金元美鈔、英鎊的力量而來。基督教今天氣勢磅礴，無可抵御。可是基督教本身在西方出源地，正在大起疑問，他們那個專斷的獨神信仰，排他的趨向，它是割裂、分散、散開，而中國儒家，剛剛我講說太極到誠敬之間，是整合、融匯、貫通。除非我們人類演化，演化到逐漸分散，分散到許多個體一個個消失，剩下的將來一千萬年以后，別人挖出你我的骨頭和牙齒，說有個動物叫做這個牙齒，除非我們愿意這么做，我們有一天在的話，我們大概不會想是做恐龍，我們與其做虛無，不如做實在。儒學里面重要的一點就是：承認人是群體之一，承認群體是個體總和，群體對個人是包含，個人對群體是參與，大的顆粒跟小的顆粒也是如此，大的系統，大的網絡跟小的系統網絡也如此，一層層套疊，一層層糾纏，旁言拉出去，上下連貫，這個全宇宙無數的網絡，無數的系統，這樣套合在一起，成為有意義的，能夠互相呼應的大宇宙。假如我們今天在21世紀，我們在基督教本身“左支右絀”之際，在我們在姓資、姓社，在討論著爭奪之際，我們儒家這一套是可以做中間融合地方的。對獨斷的一個宗教，我們可以對它補充，容許同時存在許多不同的東西，不是沖突，或是牽制，或是補充，互相牽扯，這個不是更好嗎？我覺得我們以集體為目標來想，比以單獨得到上帝的一個許可，讓人回到伊甸園更為有意義。伊甸園外面更多的土地需要我們耕耘，更多的天然的物質需要我們跟它發生關系，這個是儒學是一個極其的學問，可以預知未來的。但儒學并不是以群體壓倒個體。今天姓社、姓資的沖突，實際上都由于18世紀的專斷的想法留下來的一個痕跡，21世紀姓資的也可以修改資，姓社的也可修改社，中國不是叫中國式社會主義嗎。中國式社會主義，中國這一套人群己之間，宇宙與個人，宇宙與粒子之間的大融合作為一個模式，這不是更好嗎。所以這一點是我多少年來一直持有的信心，我覺得中國這一個是真正被冷落了400年、500年。假如回到明清以前，宋朝議論未完，到明清才開始，心學才真正開始議論，清朝打斷了。清朝的考據之學打斷了學問制，我們的姓名制學重新撿起來，不拿它當成醫學，也不拿它當成心理學，當作人生的學問，治國的道理，處世立家，在這個世界上站在頂天立地的一個人群，做這一套的學問，這個不是因為我是從小長大，在儒家的傳統中長大，我對這個我確實有充分地信念，我覺得這個是該走之路，而這個該走之路還包括實踐，付諸實踐。那么剛才我講的三位老朋友，英時，他在付諸實踐，所以他的為人，里面是個儒家的謹嚴，外面是很溫和的紳士，他里面的謹嚴約束他，他本身就是個儒家，本身就是一個書本，所以他自己說“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國”，這句話講得簡化了，（我以為）他的意思是：我在哪里，這就是中國文化出來的一個產品的樣本。這個就讀懂了。張灝一輩子在討論“幽暗意識”，“幽暗意識”是一個否定的部分。我就跟他講，幽暗的對面就是光明。他說：對，我就是要覺得，因為要看見什么是幽暗，才曉得光明在哪里。這個恰好也就是程朱學問里面說的：人不欺暗室。找到了幽暗，將幽暗排解掉，將幽暗照明。所以他這個話也就是他要走出幽暗，不是說將幽暗找出來，他把幽暗找出來是襯托光明。毓生自從跟隨殷海光以后，他對“自由”兩個字的信念是非常真誠的，他對“邏輯思考”這四個字也非常堅持的。他跟了哈耶克以后，做的是非常嚴謹的法律學背景的規律和闡釋，所以他一輩子持守這兩個（觀念）。信守“自由”，他從沒放棄。這是三位老朋友，他們各自（堅持）的取向。我（的研究）不在思想范疇里面，實際上社會經濟文化史范疇里面。人天關系，人跟未來的關系，人跟精神的關系，物質和精神的關系，始終是我們所關心的主流之一。所以我不算越過我的本行，我拿我的角度來向各位報告，希望大家一起討論。我們坐在這邊聽，希望聽到各家的想法，我們可以再打乒乓球一樣回復討論，希望這種討論不是在一次的空氣里面，網絡上面見面，而是各人埋在心里，跟別人去做不同的討論，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