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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從理論層次對對日軍侵華暴行給與更高的認識，這對于規(guī)避罪惡的再次發(fā)生大有裨益。從社會學角度對日軍侵華暴行這一歷史事實進行重新的反思，可以遠離膚淺的批判和謾罵。他們的行為并非都是不經(jīng)過考慮的野獸的行徑，他們的行為帶有著本國文化的深刻的[論文摘要]從理論層次對對日軍侵華暴行給與更高的認識，這對于規(guī)避罪惡的再次發(fā)生大有裨益。從社會學角度對日軍侵華暴行這一歷史事實進行重新的反思，可以遠離膚淺的批判和謾罵。他們的行為并非都是不經(jīng)過考慮的野獸的行徑，他們的行為帶有著本國文化的深刻的烙印，日軍的屠殺很大程度帶有價值合理性的影子，而性暴力則是赤裸裸的工具合理性行為，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性需求和釋放戰(zhàn)爭壓力。正因為如此，日軍的行為喪盡天良和毫無人道。
　　[論文關鍵詞]社會行動；價值合理性；工具合理性；屠殺；性暴力
　　距離日本投降已有50余年了，日本軍隊給我們民族造成的消極影響依舊揮之不去，但我們對日軍行為的認識也僅僅停留在獸行的層次，沒有從理論層次給與更高的認識。中日民族之間的仇恨并沒有完全消弭，畢竟日本在中國的土地上留下了太多血腥的印跡。而作為受害國，作為普通國民，對于日本侵華暴行的認識，受官方輿論的單方面影響過大，沒有很好地從獨立的客觀的角度去看待歷史和分析歷史。為了還原歷史真相，為了增強國民的認識能力，筆者認為有必要從社會學角度對日軍侵華暴行一歷史事實進行重新的反思。
　　一、關于暴行的反思
　　對于有關文明、現(xiàn)代性與現(xiàn)代文明的社會學理論而言，存在兩種情況可以貶低、誤解或者輕視日本侵華暴行對于現(xiàn)行社會學研究的意義。一種方式是把日軍侵華暴行看作是發(fā)生在普通戰(zhàn)爭上的事情，看作是人類戰(zhàn)爭歷史中的一個事件。這使得大屠殺平淡而不具代表性，與社會學也沒有什么關系。其中最普通的方式就是將大屠殺說成是人類戰(zhàn)爭史上慘絕人寰的副產(chǎn)品。另一種方式就是簡單的將日本侵華屠殺看作是一場野蠻的、無人道的禽獸的行徑，這比簡單的戰(zhàn)爭的手段更加具有控訴性，面對一群嗜血魔鬼的殺戮，對于中國人來講，我們根本無法忘記這種無可名狀的恥辱。這種謾罵式的對待方式可能會在短時間內(nèi)一解心頭之氣，卻無從從理論上進行深刻的分析。我們認為有必要從社會學角度對日軍侵華暴行一歷史事實進行重新的反思。
　　1．當前日軍侵華暴行研究現(xiàn)狀
　　我們常用一衣帶水來形容中日兩國之間的地域距離，假使用在形容中日兩國的文化上，這個詞也不過分。但要是談到中日兩國的民族情感上，恐怕萬萬用不得這個詞，甚至要用苦大仇深來替換。李敖先生曾多次發(fā)文提到中日之間的關系，他這樣說道，中日之問根本沒有友誼可言。然這種主觀性很強的判斷不好作為學術(shù)研究的依據(jù)。筆者援引這一段只是為了表明很大一部分中國人對于中日關系的看法。
　　二戰(zhàn)中日本人確實給我們中華民族留下了累累血痕，南有南京大屠殺，北有千里無人區(qū)。聳人聽聞的“三光政策”，慘絕人寰的細菌戰(zhàn)，摧殘心靈和肉體的慰安婦事件，非法使用中國勞工事件，我們現(xiàn)在能夠了解到這些要歸公于史學界的研究…。日軍罪行確實是罄竹難書。故在情感上中國人民很難跳出簡單的譴責謾罵的圈子來更透徹的認清日軍暴行的原因。史學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事實的還原，僅僅靠著大量的史學資料，我們還難于看清事物背后的東西。這就需要社會學的想象力，我們需要透過社會平衡和穩(wěn)定的表象，洞察人類社會沖突和變遷的本質(zhì)。令人遺憾的是，當前我國在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社會學研究方面鮮有成果出來。社會學所研究的就是社會如何良性運轉(zhuǎn)的，如鄭杭生所給出的社會學的定義，社會學是關于社會良性運行和協(xié)調(diào)發(fā)展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具體社會科學]。戰(zhàn)爭作為“非常態(tài)”的社會現(xiàn)象(用涂爾干所稱的“社會失范”)是急需運用社會學去研究的。
　　2．急需拓展的社會學研究方向
　　一方面我們國人捍衛(wèi)歷史的真實性的斗爭不會停止，另一方面我們需要更透徹的去接近歷史，了解眾多暴行之下的深層次原因。我們需要運用韋伯所講的“移情”的能力去了解我們曾經(jīng)的敵人。社會學所研究的人類的行為，是與他人和社會有關的社會性行為，韋伯稱之為“社會行動”(SocialAction)。韋伯在其名著《經(jīng)濟與社會》中對“社會行動”的含義作了非常詳盡的闡述，社會行為可能是以其他人過去的、當前的或未來所期待的舉止為取向。可見，社會行動本質(zhì)上是以他人的舉止為取向的個人的行動，即社會行動具有針對他人或社會的主觀意義，只有主觀意義的社會行動才是可理解和可解釋的。《東史郎日記》，《中國戰(zhàn)線從軍記》等日本人的戰(zhàn)爭回憶給我們許多有益的證據(jù)，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日軍士兵在戰(zhàn)爭中對自己所作行為的認識。他們把這場侵略戰(zhàn)爭當作是一場效忠天皇的圣戰(zhàn)，并且矢志不渝，而給中華大地造成的滿目瘡痍成了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必要的代價。這里主要從行為的角度來分析日軍暴行何以泯滅人性，以及日本士兵在施暴時的主觀傾向和緣何采用極其殘忍的手段。這種暴行對于普通日本士兵的合理性和意義當然分析過程中必須考慮當時日本的文化環(huán)境和國民情緒韋伯認為我們都有一種即所謂的“移情”(empathy)能力，即將自己置于行動者的處境之中以體驗其動機的能力。作為中國人，我們完全具有站在日本士兵角度和立場上思考他們行動動機的能力。而現(xiàn)行的研究卻往往站在對立的方面，通過堆砌數(shù)量繁多的歷史材料來論證日本軍國主義的丑惡這樣的好處是我們對于日本軍國主義的仇恨增加了，卻依舊無法更好的解釋他們的惡行。二、社會行動理論對兩種暴行的解釋